拆除就业“35岁门槛”、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网络暴力处罚力度、独生子女父母退休金上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聚焦民生关切,建言献策引发广泛关注。针对这些热点话题,近期人民网“强观察”栏目邀请多位专家进行解读,推出“热点面对面”系列访谈。
从饱受争议的“人肉搜索”,到近期针对新冠疫情的“言语风暴”,网络暴力现象似乎从未中断过。网络暴力行为轻则损害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甚者会使得被暴力的当事人遭受心理创伤,甚至导致其崩溃自杀。如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广受关注。
人大代表建议针对网络暴力实施专项立法
“互联网非法外之地,不能让网络暴力放任自流。目前国家针对网络暴力的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及相关规定中,应考虑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出台专项立法,以减少网络暴力所带来的悲剧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东生认为,当前在《民法典》《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或多或少均有涉及治理网络暴力的条款,但网络暴力是相对新生的社会问题,现有规则不足以完成治理任务,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系统应对。
李东生分析认为,几乎所有的网络暴力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也有“唯流量”的网络内容创作导向,更有畸形价值观的传播在作怪,这些均构成了网络暴力滋生的土壤,也是“造就”这项世界级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源。
因此,李东生建议要用专项立法的方式堵上制度疏漏,完善打击网络暴力行为的司法体系,降低公民维权成本,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
各方针对网络暴力正在形成治理合力
网络暴力的危害有目共睹,有效制止制裁网络暴力恶行,全面织牢织密法律保护网络,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2021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围绕“道德建设迈出新步伐,网民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网络风尚更加浓厚” 等目标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为治理网络暴力提供了方向。
2022年初,中央网信办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并将“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 作为排在首位的重点整治任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强调,“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强调,“从严追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犯罪。”“两高”的报告均将依法治理网络暴力、清朗网络空间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众多网络平台升级预防网络暴力能力,新上线“风险提醒”“发文警示”等功能,整治不当私信和不当评论,以推动形成预防网络暴力的合力。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钢表示,网络暴力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了公序良俗,违背了正确政治方向,偏离了正确舆论导向,扭曲了正确价值取向,污染了社会良善风气,扰乱了社会和谐秩序,使其遭受重拳打击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
网络暴力应对未来需要有效提升处置效率
长期从事网络生态治理研究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介绍,从历年来网络暴力的案件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快”,案件发生快、网络传播快,不仅引发了不好的社会影响,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吴沈括认为,各部门在制定相应法律和监管政策时,应明确各监管部门、网络平台的职能和协同分工,完善社交媒体平台的法律责任,强化平台治理,包括设置具体要求以明晰平台反制网络暴力的义务等。
为此,李东生建议规范网络平台内容审查和恶意话题熔断机制,杜绝网络平台因管理不力或追求“流量”而放任、引导网络暴力泛滥的行为,同时要强化监管部门与平台方的有效沟通渠道和惩戒措施,以有效提升网络暴力应对处置效率。
“互联网治理重心已从早期的域名、网站治理转向数据治理,治理思路和模式需要与之匹配的技术支撑系统。”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认为,治理网络暴力行为既需要从道德、法律、监管、技术等多个层面发力,也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企业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使监管部门与平台在治理网络暴力的立场和行动上具有一致性,才是治理效率提升的内在动力。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