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梅两眼放光，看看我们单位大门，再重新打量我，不错眼珠地望着我说，你不是在锻造厂上班吗？怎么穿上制服了？不会是临时的吧？这时扫雪收工了，胡主任从我身边经过恰好听到，就帮腔说，这制服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穿，必须是国家正式在编干部。说着，我的铁锹被胡主任捎走了。我就和白梅站在街边说话，我把我如何考上干部的事说了一遍。
白梅吃惊地望着我，她嗫嚅着，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当初不该对你那样。说完她眼圈慢慢红了。听了这话，我能听明白，她现在后悔了。还是机关好啊，地位高，连以前甩掉我的对象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我心里涌起莫名的骄傲，我感觉我在白梅心中的形象被撑得饱满生动了，就像被鼓风机吹起来的巨型广告人。可是，在这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正是不知道怎么说，我顺水推舟说，你做得没错，换谁都会那样。再说那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说完，我长吁一口气，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啊，难道我会干一辈子临时工？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次遇见白梅，让我想起了和她以前的交往，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和她分手后一直没有见过面。尽管人海茫茫，尽管世事无常，今天突然在这里相遇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当年，我是我们锻造厂家属院里学习最好的子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没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一个农林学校，是中专。
能考上中专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不少人都说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要放前几年上大学得推荐，想考也考不成。还是再用一年时间，努力冲刺一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大学生。
我父母也意识到我的前途和命运真的和高考联系在一起了。那些年，中专毕业生不太好分配工作，想分好单位没有门路比登天还难，凭我们家的条件，我知道无论如何也分不到好单位，于是我就冒险把宝押在了高考上。那些日子，我总是早起晚睡，天还没亮就背着书包去学校复读，晚上很晚回家。在桌前做习题，我时常咬着笔头，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眼皮自然也打架，闹钟响一下，我又猛地睁开眼睛，接一脸盆凉水把头扎进去，让脑袋清醒起来。一天天，一日日，终于等到了高考的日子，结果复读一年连中专也没考上（当时高考是按分从大学录取到中专），我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我们全家都泄气了，过去有知青上山下乡制度，现在取消了，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
一天，我父亲在家里修理一只瘪了的铝锅，用小锤“嘭嘭”地敲着。我父亲是锻造厂的锅炉工，他叹口气说，要是接班不取消，小海就可以进厂接班了。我父亲说的小海就是我，我母亲说去给厂里说说，看能不能给孩子找点事做。我父亲听得一激灵，碰翻了桌子上的搪瓷大茶缸，大茶缸掉到了地上，滚动着流了一地茶水。我父亲愁眉苦脸地说，厂长在大会上说了，咱厂的子弟已经把厂填满了，鼓励自谋职业，给厂里减轻负担。
那时候，刚刚允许经商摆摊，但都觉得那丢人现眼不说还不是正当职业，所以不是被逼上绝路谁也不会走那条路，我自然也没往那条路上走。那时，我父亲在厂里没有直接的门路，就七绕八绕地找关系，从一个亲戚那里拐弯抹角托到锻造厂李厂长。人家写了一个纸条子，我父亲就把烟酒藏在一个不起眼的白色粗布袋里去找李厂长。
我父亲没有去过厂长办公室，但厂长办公室的门上有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厂长办公室是个套间，外间是厂长秘书的办公区。我父亲在等待见李厂长的过程中，不时有人去里间向厂长汇报这汇报那。我父亲逮着机会，不顾厂长秘书阻拦挤进厂长办公室。李厂长正伏在桌子上翻阅汇报材料，抬起头看见我父亲愣了一下，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这样大胆地不经过秘书引荐就进来了。我父亲顾不了那么多，他的脸上巴结、胆怯的神色交替显现，他赶紧把白布袋和纸条递上。
李厂长宽额大脸，头发向后梳着，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李厂长放下汇报材料，很严肃地看那张字条，绷着的脸松懈了，慢慢露出了笑容。我父亲松了口气，紧揪衣襟的手也放松了。其实来的目的，条子上该说的都说了，就是安排我来锻造厂上班。
秘书进来白了我父亲一眼，但还是送来一杯茶水。李厂长将茶水推到我父亲面前微笑道，别紧张，慢慢说。我父亲咽了一口口水，不敢喝桌上的茶水。
（节选自琅琊阁读书《穿紫色风衣的女人》，作家：刘枢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