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厂长又看了看纸条，犹豫地说，事呢不大，就是凑巧不好办。最近才安置完厂里那些返城的知青子弟，哪个车间都是满满的人。我父亲失望了，不过厂长抖了抖手里的纸条说，多年的老朋友了，不办不行。老师傅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干计划内临时工，待遇等同正式工，一来指标就转正。我父亲吃惊地张大了嘴，口水都流出来了，本想能安排个临时工就烧高香了，不料纸条子威力大，要求高，让安排正式工。我父亲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李厂长提醒我父亲说，我说老师傅，这个事对谁也不能说，计划内临时工在厂里也是很扎眼的。说着，又有人要进来请示工作。

我父亲知道该走了，他起身再三感谢后离开，李厂长送我父亲出门，亲切地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代我问老张好。老张就是那个给我写纸条子的贵人。我父亲没料到写纸条子的老张和李厂长关系这么铁，正想着如何好好感谢人家。这边李厂长一拍肩膀，就感觉和李厂长的关系也拉近了，赶紧说，那是那是。李厂长又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说没有什么困难，李厂长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来找他。

锻造厂是我们市里的大厂，那时财大气粗，仅职工就上千人。过去我是看着大人们上下班，现在也加入上下班的人流里。清晨，我们厂那个架在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哧哧啦啦”一阵子，才突然“哇”地响起来，播放出嘹亮的乐曲，乐曲声高亢嘹亮能传出几里远。

乐曲播完后，喇叭里传来女播音员圆润甜美的普通话播报，普通话水平可以和收音机里的女播音员相媲美。那时我被分配到钣金车间做铆工，车间里也有小喇叭，也能听到厂广播室的播报。我在师傅的带领下头戴安全帽，手握大铁锤，师傅一锤，我一锤，把一块烧红的钢板砸成一个圆筒。有时候，我身缠防护绳登上烟塔，烟塔有三十多米高，站在上面，整个厂区尽收眼底。厂区里密布着缠着保温海绵的管架，管架昼夜冒着白色的热气。厂区里厂房一排排整齐排列，穿着工装的女工们驾驶着电瓶车在各个车间来回穿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感到骄傲。

那时，在车间干活，不论谁看到我都夸赞，小伙子不错，眼睛亮牙齿白，干活踏实，不仅人随和，还喜欢看书。这样的一个青年，在小小的车间里，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我知道我来这里不容易，特别勤奋上进，一早就给师傅冲好一大茶缸滚烫的茶水，下班打扫更衣室，顺便把师傅们的工装收拾齐整。当时，我的待遇和正式工一样，比如正式工发几套工装我就发几套，领工资也是和正式工在一张表上领。那些在车间里干临时工的待业青年，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是八小时上班，干的活不比正式工少，工资少不说，还有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比如我能参加车间里的班组学习，临时工就不能参加。

不是我说啊，那年月，正式工可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高的地位，起码生老病死住房等，国家全包了，是一个生活有保障的人。

在我们车间，有个桥式吊车横架于车间上空，吊车两头在车间靠墙的高架轨道上纵向运行吊运物件，吊车靠墙一端有个像汽车驾驶室样的操纵室。李萍是我们车间的吊车司机，她高高坐在上面，把在下面干活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李萍为人随和，让怎么吊就怎么吊，不耍脾气。车间里的老少职工都满意她。

以前车间里的女吊车司机，是厂宣传队的歌唱演员，看不起工人，干活不操心。车间里噪音大，有时听不清楚号令，下面大铁钩子还没挂住物件就吊上去了。

有次，大铁钩子没钩住物件，把我师傅腰带钩住了，呼一下，大铁钩升空了。我师父在空中手脚乱蹬乱舞，下面人急了，对着吊车喊，上面的，眼瞎啦？钩住人啦！

当时，厂房里灯光晦暗，偌大的厂房像一个巨大的山洞，女司机听不到喊声，也不往下面看，吊车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尖利刺耳，“呼呼啦啦”朝大熔炉滑去。那可是烧整块钢板的大炉子，下面炉火熊熊。

那次好歹没把我师傅扔进去，可是把后背烤伤了，女司机受了批评，一怒之下调走了。

（节选自琅琊阁读书《穿紫色风衣的女人》，作家：刘枢尧）